8月16日，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开幕。在“非遗一条街”上，巴林石雕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斯钦格日勒忙得脚不沾地。十二生肖巴林石雕吊坠、玉龙项链、玉龙摆件——温润的巴林石被雕琢成精巧的文创产品，价格亲民、方便携带。游客围了一圈广州股票配资，问价、挑选、扫码、付款。
摊位前热卖的这些文创产品，大多挂着版权登记标签。斯钦格日勒告诉记者，这么做是源于几年前一次被侵权的经历。
那是一支巴林石中性笔。她利用巴林石边角料设计制作，既能写字，也能作为吊坠。产品推出后销量不错，但没过多久，市场上便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没有版权登记，也没有权属证明，斯钦格日勒最终只能选择私下协商解决。
几年后的今天，斯钦格日勒的企业已有24款文创产品完成了版权登记。她说：“这是对自己创意的一份官方证明。”
从“被侵权后无处说理”到“主动为作品申请登记”，斯钦格日勒的经历，折射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工作的成效。
巴林右旗民间文艺资源丰富。这里既是“巴林石之都”，也是“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蒙古族刺绣、巴林石雕刻、格斯尔说唱等十分活跃。全旗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两项、自治区级15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47人，各类民间文艺人才425名。
近年来，随着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创产业加速融合，越来越多传统手工艺作品进入市场，民间文艺版权保护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国家级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旗县，巴林右旗正在探索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版权保护路径。
走进巴林民族手工坊，80个摊铺依次排开，民族服饰、刺绣、石雕、铜器、银器等多个行业的手工艺人汇集于此。这里既是当地手工艺产品的展示窗口，也是巴林右旗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中心所在地。
一件完成版权登记的蒙古袍挂在摊位前，格外醒目。“协会会员里，完成版权登记的目前只有十来户，才刚刚起步。”巴林民族手工艺者协会会长哈斯格日勒坦言。
“很多传统纹样原本就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大家相互学习、借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哈斯格日勒说，如果有人借用了别人的原创图样，大家往往会私下协商，给予一定酬劳，但尚未形成标准化的授权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级巴林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额尔登塔娜从12岁开始学习蒙古族刺绣，至今已有33年。对于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纹样、服饰，她认为，“这些图案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越多人来学习、制作、传承更好”。
额尔登塔娜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红色蒙古族婚服。将传统蒙古袍的廓形作修改，腰线上提，袖口收窄——针法是祖辈传下来的，但款式是她自己改的。“卖了十几件了，还有外国来的订单。”她抚着裙摆上的刺绣告诉记者，“像这种我自己设计的，我想要登记版权。”
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个人创新如何保护？这是巴林右旗推进民间文艺版权保护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现实考题。
“很多艺人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公共文化财富，哪些是自己的原创表达。”巴林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思佳说，一些原创纹样被发布到网络后，很快就会被外地商家模仿，而对方往往会以“这是传统图案”为由，否认侵权。
在她看来，试点工作中最难的环节并不是登记本身，而是观念上的转变。“很多老一辈艺人觉得，版权登记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圈起来，与传承是矛盾的。”王思佳说。
基于这些困惑，专业层面的边界厘清显得尤为重要。
内蒙古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凡文长期从事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研究。在她看来，民间文艺作品与普通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创作主体难以明确——普通作品有确定的作者，而民间文艺是数代人不断丰富、完善的集体智慧。“一个作品代代相传，中间经过多少次修改、再创造，很难说清楚。”
以传统纹样卷草纹、团花纹为例，经过长期演变，已成为公共文化资源，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如果在传统元素基础上，对色彩、线条、构图进行重新设计，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特征的新表达，这部分就属于个人原创，应当受法律保护。吴凡文建议在认定时，可采取“传承谱系说明+实质性相似比对”的方式证实原创性。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手艺人既分不清这种界限，也缺乏保存创作底稿和相关证据的习惯。侵权现象并不少见，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却十分有限。
吴凡文将其概括为“不愿诉、不会诉、不能诉”。一件文创产品价格可能只有几十元，但公证费、律师费、鉴定费等维权成本，往往远远高于侵权赔偿。与此同时，民间文艺作品中存在大量公共文化元素，权利人常常陷入举证困境。
网络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跨地域侵权现象，而熟人社会中的师承关系、人情因素，也让许多人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侵权问题。
面对这些现实难题，巴林右旗从2025年启动自治区级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工作，着力打通确权、维权与转化的堵点。
当地构建了“1+8+N”服务体系：1个版权保护与促进中心统筹协调，8个覆盖民族手工坊、巴林石展馆等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再延伸至遍布全旗的基层服务点，将版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王思佳介绍，全旗民间文艺资源按照8大类别进行了梳理，逐步探索形成“免费登记、上门服务、产业转化”的工作模式。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助艺人整理材料、代办手续，全程免费。截至目前，全旗累计完成版权登记770余件。
斯钦格日勒对此感受很深。过去，她申请一项外观专利，需要专门前往赤峰寻找第三方机构代办，仅申请费用就要数百元，还不包括往返的交通和时间成本。“现在工作人员直接上门，什么都不用自己跑，而且还是免费的。”她说。
在采访中，不少民间艺人询问，版权登记究竟能带来什么？
吴凡文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农村的房子，你知道是自己盖的，但办不办房产证，差别很大。不办证，你照样住；但真要涉及拆迁补偿、抵押贷款、买卖过户，有没有证，底气完全不一样。”
在吴凡文看来，对民间艺人而言，版权登记的实际作用不止于打官司：电商平台投诉侵权下架，登记证书是最直接的权属证明，无需立案就能切断线上侵权链；参加非遗评比、文创赛事，有版权登记的作品更能体现创新性和规范度。更重要的是，作品完成版权登记后，艺人才敢放心地对外授权、转让、合作开发，作品才真正具备了进入市场流通的身份。
如今，越来越多手艺人开始重新认识版权。吴凡文认为，巴林右旗的探索不仅是在为一件件作品确权广州股票配资，更是在尝试厘清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边界，让民间文艺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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